周恩来也来到云阳

2018-03-15 18:42

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这是韦君宜晚年写她的一生回忆《思痛录》中的一段话。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正是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又为斯诺、范长江等笔下那神秘西北欣欣向荣的气象所吸引,许许多多像韦君宜这样的女知识青年跋山涉水投奔了红色圣地的延安,甚至也有了丁玲这样的大腕,而当时中共基于干部尤其是知识干部的严重匮乏,在纠正十年内战时期笼罩在苏区由共产国际传染来的歧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出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策,因为很清楚:仅靠到达西北的3万多红军和少得可怜的红色知识分子要完成解放民族、解放阶级的使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此后大批青年涌向了延安,这中间有许多是女知识青年,也有女作家丁玲、陈学昭、颜一烟、莫耶等。

曾写有《续西行漫记》(《红色中国内幕》)的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也在那时记录了彭德怀。她说:他兼有领导者的多种美德,似乎最适合当前历史的需要。甚至,没有人比诚实、淳朴、严正的彭将军更深孚众望,而在他身上散发着的这种清教徒气质,在今天的中国,是领导者所必备的品德,但也是因此,彭是个男子气最重的人,他认为妇女讨厌这很自然使得妇女们很快对他发生兴趣。他实际上是红军高级将领中唯一不肯结婚的人。因此,不少共产党员姑娘既敬而远之,又要追求他。我听说他不信任妇女是因为他家的妇女都很残忍,他当时是个孤儿。他对结婚不感兴趣,一部分也是由于很久以前他曾爱过一个女郎,后来死了。

斯诺前妻海伦的这番话显然是她的采访所得。确实,彭德怀鲜明的性格有许多是他少年时悲惨的身世所塑造和决定的,后来他在《自述》中回忆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它成为彭德怀一生的警示,也是他受了少年从民间所获的侠义和造反精神的滋养、17岁当兵之后从枪林弹雨中崛起后的一个信条,于是,当豪绅们拉他去玩女人时,他会在请帖上大批两个无耻的大字退回;他会与黄公略等组织军官们的救贫会,其中一条纪律就是相约不讨小;甚至他还曾为一个歌女月月红赎身、在这个歌女百般感激之下情愿为他服侍终身时,他也冷冷地把她打发回她的故乡;也是因为他在湘军部队中不贪财、不赌钱、不嫖女人、不抽鸦片、不开小公馆等等的鲜明形象让潜藏在军队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段德昌(后被王明左倾路线冤杀)看在眼里,从此将之引向了革命。然而,彭德怀对结婚不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是苦行僧,那是因为他忘不掉悲凉的初恋和初婚的回忆:少年彭德怀心上的人是他的表妹周瑞莲,当彭德怀在湘军中靠了英勇作战升为连长时,也就是他省吃俭用准备将来返乡与表妹成婚时,突然传来了有如来自地狱的消息地主逼债,家徒四壁的舅舅只好任由地主把小瑞莲作为抵债品拉走,但她宁死不从,跳崖身亡!多年后,一位湖南女子的刘细妹成为彭德怀的妻子,后来彭将军平江起义、兵攻长沙,从此夫妇相别,所谓乱世男女,生离死别也是常事,于是刘细妹在丈夫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避难他乡,后来又在无望之下与他人成婚。此后,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彭将军依然孑然一身,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细妹北上寻夫,相见时这对离散了近十年的夫妻都十分激动,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破镜重圆。多少年后,彭将军谈起这段往事时还叹息道: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延安,物质生活是艰苦的,马列饼干的锅巴、大米掺小米的国共合作饭、简陋的窑洞,但女子们居然身体结实了,精神更是充实,后方来报道的被毛泽东称为自由主义的报人赵超构眼中依稀是母权中心时代:女子粗糙面目的复活,也就是说她们是领略了社会生活和人事经验、不再是天真和脆弱易受情意牵制的延安新女性了。她们的历史面貌、社会角色、文化姿态、人格形象都和以前的深闺女子、校园女子甚至广场女子不同了,作为阶级属性她们是革命的知识女青年了,思想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走的是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虽说这在当时全国400万知识分子和近半数人口的女子中微乎其微,但作为群体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在严酷的农村和战争环境下、在初步与工农(其实就是与农民)相结合下、在整风运动(中经抢救运动的面积达百分之八十的被怀疑和初尝党内左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体验)脱胎换骨思想定型于中国革命特色的意识形态,这么说来她们后来的幸或不幸其实已在其中矣。比如说吧,由女性自身的发展而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先生有段名言: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延安女知识青年呢,用毛泽东的话比照傅立叶: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开会、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毛泽东于中国语境下更有具体的女子解放目标,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密切联系,其作为后者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妇女们团结起来》),也即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同步,且是从属于社会解放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中国革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妇女不幸还要再推翻n座大山才能从她被解放的程度来反观社会解放的实效,如此看来后来虽说她们经过斗争有了表面的权益、地位的保障,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男子霸权(某种情况下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阴影之下,说到底,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之局限、人们理性审视自身的能力以及女性主体参与的程度不足等,都构成他者对女性客体的给定、安排,这其实在延安就有影子了。毕竟革命到了延安是革命中心由城市而农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蒙取代了五四式的启蒙,后来是革命淹没一切的如歌岁月,丁玲《三八节有感》的转瞬即逝、陈学昭忧郁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韦君宜《露莎的路》岁月回首、史沫特莱大倡女权组织跳舞却引起延安女性的一致杯葛、组织安排婚姻(也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组织观念)等等,在延安圣地的阳光照耀下有着这斑驳的影子是并不奇怪的。于是,在延安,如王震等看书生们壁报的反应、贺龙与蹇先任的离异都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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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呢?后来她和陈明结合了。她是不可能与彭将军有结果的。这其实在他们双方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比如说双方迥异的经历和性格,甚至脾气,如彭将军亲密战友的黄克诚就说过: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彭将军自己后来也在庐山会议上坦言:自己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做关公投降,无礼貌。感情细腻的女作家怎么会容忍他呢?用后来王蒙那篇奇文《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的话说: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这真是说得很到位。她丁玲么,活生生就是她笔下的人物,于是又有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的吊诡。天性既然不喜有纪律、组织、集体生活这些紧箍咒约束着,也就顺心如愿当上了自由职业的作家,甚至后来在作家和党员这杆天平上,她还曾把重心放在前者一边,这又是彭将军能容忍的么。至于爱情,如其以莎菲的口吻所曾说的: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够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先前的那个胡也频、后来假设的彭将军会有这资格么?丁玲早就声明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也不愿意用恋爱或婚姻来羁绊我,要说真爱须是对方懂得我的,那只是柏拉图式的爱人冯雪峰一人而已,这是藏在丁玲心中的隐秘。

发生在彭将军身上的悲剧故事不过是大时代下无数悲剧中的一朵浪花而已,然而,后来一些书刊提到此事,却用传统的封建观念去一味责难刘细妹,那就是宏大叙事下的伦理学训诫了。有一本书提到此事,它说:彭德怀威名传天下时,刘细妹动心了,她跑到延安,找到彭德怀要求复婚,早已伤了心且视气节如生命的彭德怀对她不热不冷,他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她的要求,只是说这要由组织经过调查后才能做决定。组织经过调查,证实她已经与人再婚且生有小孩后,彭德怀终于搁下几句话:泼下的水难收了,你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我不知道这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或许有一些属实的成分,它也只是时代悲剧的一个写照罢了。不过,它倒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彭将军失意于婚姻、甚至又曾一度绝意于再婚的情景的。

女作家,应该就是丁玲了。书中说:1937年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陕西渭河北岸的三原县云阳镇,彭德怀在这里主持红军整训,准备迎接全民族抗战,此时陕北已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男女无限向往的红色麦加,于是也就有了一段美好的传闻:有一知名的女作家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陕北,她久慕彭大将军的大名,又从陕北赶往前线的云阳镇去见彭将军,并借此体验红军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这个并非讹传的传说后来被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虽说个中不免有想象的情节,但大体上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女作家深深地被笼罩着传奇色彩的彭将军所吸引,她颇注意彭将军传奇式的战争生涯,尤敬重他那融会军人英武与农民淳朴为一体的可敬的特殊气质。有时,她望着彭将军黄土塬上驱马驰骋,用充满敬仰的神情和眼神随其左右,她还观看彭将军在练兵场上检查部队的射击和刺杀,动情地关注他用激励的语言鼓舞士兵把满腔仇恨集中在被绘成狰狞的日本鬼子的靶子上;有时她又好奇并惊异地发现:在士兵的窑洞营房里,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爱抚着士兵的肩头,毫无拘束地与士兵交谈。这一切更加使得女作家对彭将军充满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将军对之也亲切有加,老乡对老乡,湖南人是格外热情的,他曾对她倾述自己的身世并像一个内行一样与她谈论文学的问题。彭德怀虽然没有上过什么学,却十分喜爱文学,得闲时他常常阅读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作品,很可能他也读过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云阳,显然他听说了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信息在陕北也传得很快,毕竟独身的彭将军十分显眼,大家都期盼有好事发生嘛。周恩来故意同彭将军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彭将军苦笑地回答:没有的事。原来,他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作为军人尤其还是指挥员的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均难以协调,何况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自己结发的妻子刘坤模(即刘细妹)的消息,于是那个念头很快就被他打消了,周恩来等大家热望的好事遂不谐矣。

丁玲大概只适合与文化人(陈明那样的)结合的。她的身份、名气、性格、经历(包括党内对她在南京自首的看法),都不宜于彭德怀这样的人。其实,这是最好的结果。

也是在1936年的年末,后方的毛泽东竟以拍电报的方式把一首名为《临江仙》的新词转给了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题赠丁玲的。此前不到一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时,也是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赞美彭将军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两位三湘男女,显然都是毛泽东热忱相向的人物呵。那么,在那块塑造着新人和新女性的火热的圣土上,有什么男女情好的故事会发生呢?

先说丁玲到延安。

1936年,丁玲到了陕北保安(即今之志丹县),那正是救亡、革命、妇女解放三重奏的年代,也是它们彼此缠绕的岁月。

丁玲到陕北的第五年,她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她感到了新世界中妇女问题的严重、普遍和持久,甚至,这似乎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这里,妇女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显然,丁玲是不会安然于这种自然选择的。这是一个今天应该由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来写的题目了。也似乎在上述那篇杂文里,可能如同当年总书记张闻天没有受到婚宴的邀请,丁玲闪烁其词的文字也使她为自己埋下了让人讨厌的伏笔: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在这里,丁玲和彭将军一样,都是那么见不得特权的作风和搔首弄姿的。

于是,在延安,彭德怀将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是单身,此外戎马生涯也不容许他过多地去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但毕竟延安是后方,当时许多女学生千里迢迢地到了延安,长久以来困扰在许多汉子心上的老大难问题陕北根据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也正好促成了许多老光棍的好事,比如刘伯承、罗荣桓这样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也在旁人撮合下幸福地组成了新的家庭,彭德怀的战友邓小平(与卓琳)、左权(与刘志兰)等也完成了个人大事,却只有彭德怀一人向隅,大家不约而同替他着急,然而皇帝不急,急煞太监,最后在众人的撮合下,终于解决了彭将军的老大难问题。后来人们传说这段佳话,也就有了不同的版本,这一是说促成者为陈赓陈赓为老首长的孤家寡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擅自为首长去物色人选,有一次他把彭德怀拉到球场去观看据说是八路军机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女子排球赛,让彭副总司令亲临观阵,其实是陈赓的一个计谋:他就近仔细观察彭德怀会对哪个女队员有好感而特别注意,以便针对性地做工作。果然,彭德怀注意上了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姑娘。另一个说法则说这桩好事的成全者是李富春他是中组部副部长,近水楼台,一次邀请彭将军出席一个由大后方和华北赴延安干部的座谈会,彭将军到场后,细心的李部长发现:将军的眼光不时停留在一位腼腆的高个子姑娘身上。不管是陈赓还是李富春,彭将军相中的这位清秀、温和、文静的姑娘正是北师大的女学生、著名上海嘉定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浦安修,她当时在陕北公学教书,而且已经是党员了。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华北抗战前线采访的时候,正是世界注目于延安之时,当时八路军的英武将领们也是投身抗日的许多知识女子崇拜的对象,据彭帅传记写作组编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该书说到此处,用了十分简约和含而不露的口吻,它说:其时,彭德怀在华北根据地也颇有对之流露爱慕的女子,这有著名的女作家,甚至有外国的女记者。

有时候看书,会禁不住走进传主的世界中,笨拙地或自以为聪明地把已知的结局与自己阅读期待的假设相替换,这也就是好读书读出来的一个境界:颠覆文本,丰富文本。其实,这在读书界也是惯常的景象。的确,有些假如的构想也实在是诱人呵。有了一番假如,历史的长镜头会勾勒出一幅分明或朦胧的画卷,它或许会比没有假如更加逼近真实的文本。

女记者,还是外国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沫特莱了。彭帅传记写作组在书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有一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十分倾慕彭将军,她于1938年年初去采访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时,她以西方女性特有的坦率和热情表达了衷忱,却被彭将军婉拒了,因为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当彭将军与浦安修结婚时,彭将军如实汇报了这段奇遇原来,当这位女记者表示她无法理解彭的回拒时,彭严肃地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听了这话,女记者赶紧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对这种西方话语(当然彭将军那时还看不到西方电影,但他也有可能读过被翻译过来的西方爱情小说吧),他也回敬以坦率和幽默的中国话语: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于是乎,当日军发动进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际,这位女记者独自坐在村边的石头上,望着村内袅袅的灶烟而饮泣。第二天,她随队怏怏地离开了总部。

1955年,继胡风的钦案之后,一水涟漪,波及到了丁陈反党集团。逾两年,在反右运动中,这个集团又扩大为丁、冯、陈反党集团,而当年丁玲的奔赴陕北,竟被说成了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当年她在陕北写的文字,也被再批判了。又逾两年,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入冷宫。你想想呵,假如他们当年竟结了连理,这可怎么说?这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么?

丁玲刚脱身于国民党的牢笼(后来她以魍魉世界形容之),在美丽新世界里心情焕然一新,她对毛泽东说:我要当兵,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呀。于是,刚刚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的丁玲上前线了。在三原,她看到了威风八面的彭将军,将军还送了她一件皮大衣。很快,女作家用特别的眼神注视着他,她用她所擅长的笔,记录下这位红军战神的风采《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彭德怀速写》(这篇文章包括丁玲给彭将军画的头像,翌年2月3日一并发表在《新中华报》的副刊上),这些作品和素描,是彭将军传神的音容、謦 的再现,它们是女作家仔细观察得来的感受。在她笔下,将军并不是一个赳赳武夫,甚至,比外国人笔下的朱可夫、巴顿,这位彭将军更让人喜爱呢说话总是很幽默的彭德怀,也是一个喜欢说一两句的,并且有时还会做出一点胡闹的举动只有小孩子才会感到兴趣的举动等等。据说这些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光辉历程中,丁玲是描写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形象的第一个作家,以至于以《保卫延安》塑造了彭德怀形象的杜鹏程将其作品与丁玲的这些文字相比较,也不由喊了一声自愧弗如,而后来曾与丁玲共同编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的牛汉先生也说:彭德怀这个形象是丁玲文学创作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现实的英雄。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清教徒式的人物这时竟成了红色圣地上的钻石王老五,于是在丁玲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洋女人史沫特莱。

不过,话也不能说死,彭将军说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是一个理由,但这并不是说彭德怀就绝无这种可能性,其实在他丘八的外表下,未必没有柔美的一面,比如说对文学,他并不是外行(当然,在战争年代,作为军人的他恐怕很难有余暇甚至是兴致去欣赏文学作品,如《刘英自述》中就记有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到了陕北前线,彭总怕我闷,给我一本小说,是丁玲的《水》。彭总说是丁玲采访时送的,他没有什么兴趣,让我拿去看。等等),赵树理在太行山的大名爆起,就和他的揄扬和推崇有关,而丁玲,老乡又兼鲁迅所称道的中国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且茅盾都要写不过她的),于是,她在将军的见闻中也许已是如雷贯耳了。当然,将军在女作家眼中,在当时的战争的年代里,更不是她刚刚离开的冯达这种人所能相比的了。那么,是什么根本的原因让他们没有牵手呢?其实,这才是我关注的重点。

说到了丁玲。如同我们有许多说不完的人物丁玲,也是说不尽的。从特价书店购得一册书腰封上写着大腕作家、学者描述一代文豪生平、中国首套揭示现代顶尖文学巨匠生活、婚姻、创作内幕的巨著的《丁玲评传》(杨桂欣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书中提到在陕北时,有一段曾经广为人知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和彭大将军恋爱的故事。关于丁玲,自忖阅书也不少矣,不过作者讲述的这段故事,我还是第一次读到,那就是书中所说的:丁、彭最终未能成为夫妻,这是为什么?大约是在1982年,我曾冒昧地问过丁玲,她回答说:我考虑再三,主要是因为差距太大,不合适。什么差距,怎么不合适?作者没有分析下去。记得写《女界旧踪》时,写到了延安,不禁又想到了这一问题。以我们的常识而论,一个莎菲式的女性如丁玲,与中共党内著名清教徒式的人物的彭德怀将军,当时假如竟结婚了(这真是太撩人的话题,让人不敢想下去了),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当然,从常识出发,他们是不会结婚的,甚至是绝不会结合的。丁玲和彭德怀,无论如何不会是《别了,温哥华》中的任晓雪和罗毅,尽管如今说到吸引眼球,那一定是后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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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四辑,原标题为曾经有过的故事兼说假如丁玲和彭德怀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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